中办国办发文，“党政同责”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下称《办法》），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办法》修订和贯彻实施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其中提到了这次修订的背景：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时有发生，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

这种紧迫感，可从相关文件出台的频率窥斑见豹。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刚刚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提出将考核结果与省区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直接挂钩，考核不合格者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者约谈问责，失职失责者依纪依法追责。

202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第一次提出了“党政同责”，并提出“管发展必须抓环保、管生产必须抓环保、管行业必须抓环保，”“必须摈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长期困扰地方主政者的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关系，这次被中央直接挑明了。

再往前推两个月，202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要求保持严的基调、敢于动真碰硬、持续发现问题。

这次《办法》的修订，有的是对之前内容的进一步确认，有的则是在巡视巡察、环保督察、审计巡察等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根据现实需要进一步细化、调整、补充，其中引发关注较多的是“党政同责”。之前，无论是从制度的设计还是实践中的观感来说，行政系统及下辖的相关部门是问责的主要对象，“市长被约谈”“分管副市长被问责”在媒体上出现的频次很高，但从决策层面看，很多环保问题事实上在决策时就已经埋下了隐患，而党委在很多与环保相关的决策中处于重要甚至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事关发展与环保关系的一些重大项目和关键问题上。而地方党委及相关负责人基于自身考核、区域发展及各种复杂因素的考量，不排除会做出一些眼下或长远对生态不利的决策，所以将党委及相关负责人纳入问责对象，是基于实事求是原则对现实的一种确认。

《办法》的另一个重要修订，是将适用对象扩大到所有可能造成生态损害并需为此担责的范畴，这是一个依据现实变化，特别是在具体生态损害事件中暴露了新的主体的背景下不断完善的过程。2025年出台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在2015年版《办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承担重要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部门负责人”，以及乡镇（街道）、开发区领导班子成员。今年的这次修订，又将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其内设机构和所属企业领导人员，增列为参照执行对象。

近几年，中央通过频繁发布文件，将生态损害问责的适用范围适当扩大，将决策、分管、执行、监督的主体合理区分，让问责的原则更加明确和科学，并在频率和力度都不断提高的环保督察的实践中不断调整优化，从而逐渐构建起了对于生态损害问责的闭环，这是一个逐渐明晰、科学、完整的过程，也是在严的基调和问题导向下权力与责任不断契合的过程。

而在这个问责体系中，8月15日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作为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消弭了之前曾困扰环保执法的多个从部门角度制定的法律各自为战且相互矛盾的局面，为生态损害问责提供了统一权威的遵循，这次《办法》修订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与这部刚刚生效的法典相协调。

《办法》的另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在强调总体上要有紧迫感和从严基调的同时，又力求在严格与科学之间保持平衡，强调问责不能失度，要把握好政策界限，要考虑历史成因、性质程度、应对处置、后果影响、挽回损失等因素，让主观的归主观，客观的归客观，以准确做出责任认定和问责决定。比如对于一个历史遗留的生态问题，首先要进行科学归因，让前任的归前任，现任的归现任，既不能因前任离职或退休而免于问责，也不能非因现任造成就任其无所作为，既要让他们对过去放下包袱，又要让他们基于现实开动机器。

记者：韩永